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更新时间：2022-10-24 09:43:19点击次数：9374 作者：刘余莉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历来主张，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与共的价值纽带。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2020年9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和2020年10月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了“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明确阐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的，超越了国家、民族、党派等具体主体的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起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区别在于：一方面，西方宣扬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忽视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必然有其国家、民族的具体特色和选择，因而把不具备“普遍性”的特殊性、具体性的东西当作“普世性”的价值来追求。例如，美西方国家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一人一票作为民主的标配，并以此作为普世价值来抨击他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其根源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导致的傲慢与无知。这就是把达到民主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混同为“民主”本身。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理一样，实现民主也可以有不同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没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因而把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方式混为一谈。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另一方面，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所建立的基础不同，因此其具体的内涵、要求和普适性也有所不同。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思潮皆以“理性的人”为出发点，强调正义就是符合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并强调通过合理制度的建立来保证人权和自由。但是，不同的哲学学派从不同的前提和概念出发，却得出了关于“正义”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标准。例如，伦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能最大化地满足个人利益的规则而行为”；功利主义则认为，“我们应当按照那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规则而行动”；康德的义务论则提出，“我们的义务就是要按照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而行动”；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我们应当按照建立在每个人都能够同意的契约之上的公正原则来行事”。以上这些理论在西方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结果是西方社会生活的无序与混乱。特别是当涉及现实中的道德和价值判断时，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纷争，这不仅会导致社会共同道德信念及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缺乏，使人们无所适从，还会进一步撕裂社会，激化矛盾。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A·麦金泰尔在其《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对西方社会的这种现状提出了批判。他指出，一方面，西方只是注重正义的规则设计和制度建设，而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西方有关各种正义的理论以及各种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关于“正义”的不同标准，那么到底应该遵循哪一种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呢？西方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多元且混乱，在社会层面就表现为面对同样的问题或选择，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价值学说给予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出现了墨子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社会大众可以共同普遍奉行的道德观，那么当社会上有一个人时，就有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有两人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观点；而当社会上有十人时，就会出现十种不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结果就会使人们以“我高兴，我愿意，我喜欢”作为选择自己行为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中普遍流行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口号。美国曾经对8000名中学生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其中有71%的人曾经考试作弊；68%的人曾经动手打人；35%人曾经在商店里偷东西。但是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的道德高尚吗”时，出乎意料地居然96%的中学生都选择了认为“自己的道德高尚”。这就是“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思想所导致的混乱，甚至不以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为耻。这就使得西方所提倡的所谓“自由”成了“自由放任”的同义词。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美国及西方国家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行我素”的对外战略显然是这种“自由”观的产物。显然，这种价值观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国际，都不是普世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语》中讲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14日《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重要讲话中也曾引用古人“文者，贯道之器也”“立文之道，惟字与义”，说明文以载道、以文铸魂的重要性。这里的“道”，与“道可道，非常道”中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道”的含义是相同的。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以是否符合“道”为标准。因此，认识“道”就显得非常重要。求道的方法与求学不同。《道德经》中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古圣先贤正是通过无为、无知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为、无所不知。这与西方人求知识的方法截然不同。在求知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全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谁来都可呈现其相。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中国古人所求的“智慧”与西方人所求的“知识”不同。“智慧”是圣人去除思虑而后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是的境界，因而可以达到“无所不知”。而知识则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等设计而得来的。不仅如此，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质，通过学道都可以找到智慧、成为圣贤，因此“无所不知”也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用“为学”的方法来“为道”，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的困难。中国古代的圣人通过“涤除玄览”等方式很早就成为得道之人（这种得道之人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命题，这就是“道”。按照“道”即“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为就是有德之人。故《说文解字》云：“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所谓有德之人，就是“得道者多助”“顺天者昌”（天即天道自然的规律）之人。孔子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圣人的“德”用一个“仁”字来概括。因为仁是道的显现，建立在对“天地万物为一体”之道的体悟上，因此又被称为“一体之仁”。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在这种“一体”的观念影响下，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一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而得以延续至今。可见，中西方在求道与求知上的方法论的不同也导致了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妇、君臣（领导与被领导），乃至兄弟、朋友、企业、国家之间都成为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的竞争观、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等概念和理论，都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而产生。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互利双赢、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会导致误读与误判。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遵从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实行了圣贤仁政的政治理念。这种“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世界观、道德观、政治理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外交等制度与政策，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建立在古圣先贤对“道”的体悟以及“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之上，奠定在古圣先贤观察天地自然之道、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人伦大道的基础之上，而非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也就是《周易》中所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如以和为贵、好战必亡、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平之道，全面、协调、共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天道无私、天下大同的公平意识，重义轻利、义即是利的正义理念，经济上富民利民、政治上听民重民、文化上教民导民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道德即自由的自由意志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利益的实践中去。”这说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适用于中国或者一部分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国家、民族、政党、宗教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是各个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价值准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必将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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