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决议》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自信和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三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历史成就进行了精辟概括，言简意赅，重点突出，抓住了文化建设的核心关键、文化发展的原则以及文化的本质。

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两个相结合”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2020年9月17日，到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注视着讲堂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约两千年前，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写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记述古人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古镜今鉴、探求真知的传统。一百多年前，青年毛泽东常到此参学，思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十几个人走到今天，发展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在近代中国丧失文化自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寻到马克思主义，用以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激活蒙尘的古老文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重大论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两个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之一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验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因此，坚持唯物史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两个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党内“左”倾思想，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导致“反右倾”扩大化，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都是由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所致。

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于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开创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系列盛世，享有“华夏之族”“礼义之邦”的美誉，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方面更是拥有五千多年的经验、方法、智慧和效果，达到过“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民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形成过“万国来朝”“协和万邦”的国际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智慧源泉和文明支撑。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实现了“两个激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和时代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具体实际，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产生了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厚重的思想理论基础，因而被誉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很多理念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子》中的“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等养民爱民、重民利民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古人认为，在位者对待人民的态度与人民对在位者的态度如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自然而然。《管子》中讲到：“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如果国君不能使民安乐，则人民就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国君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则人民也不会为他效死。这说明，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在位者必须要能安其民、爱其民。这些思想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打铁必须自身硬”是对《论语》中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礼记》中的“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群书治要·政要论》中的“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等思想的精辟总结，以简洁易懂的语言概括了领导者严以修身、正己化人的重要性。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结合《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群书治要·傅子》中的“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周书》中的“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等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的言语浮华而不务实干的问题。

“领导干部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是对《管子》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汉书》中的“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周易》中的“负且乘，致寇至”等思想深刻领悟后，对那些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领导干部提出的警示。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对《汉书》中的“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群书治要·晋书》中的“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等历史经验教训所进行的深刻总结，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奢靡之风而提出的告诫。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的提出，与《群书治要·典语》“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群书治要·昌言》“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等选贤任能的传统一脉相承。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的生态保护观念，是对《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王阳明《大学问》中“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的“天人合一”思想及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古人关于“道”的整体认识，《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也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这说明，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抑或处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按照“道”的要求安身立命、经世致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不仅如此，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古人遥远深邃的思想进行了符合新时代特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两个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两个激活”，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对我们党今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示范。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言片语的片面执着，而是对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的坚持，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开放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古镜今鉴、古为今用，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做好传承和弘扬工作。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系统研究了各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最终对中华文明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因为以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但依旧保持住了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汤因比指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合，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个统合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合。特别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他认为，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

总之，坚持“两个相结合”是我们党在百年历史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于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文以载道，守正创新——增强民族自尊、文化自信、文明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其中不乏具有独创性意义的重大表述，对于增强民族自尊、文化自信、文明自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历久弥新，这是因为中国的古圣先贤是在观察天地自然、社会人文之道（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常道。《易·贲》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日月星辰交错排列，阴阳寒暑四季变化；观天象运行，体察四时的迁改。人文是人道之伦理秩序；圣人观察人文，用诗、书、礼、乐等教化天下，天下则能成其礼俗。这说明，圣人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及社会人伦大道之礼来教化人民。这种自然而然的规律就是“道”，天道、地道、人道、自然之道，都是“道”的表现。古人强调文以载道，无论是文字、典籍、礼乐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以承传和弘扬“道”为目的和宗旨。

汉字作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集形音义于一体，是一种智慧的符号。声音言出即逝，汉字经久不衰。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到小篆、隶书、楷书，可谓一脉相承；虽然形音义多少有所变化，但汉字作为语言文字的载体亘古不变，并且本身具有教化的内涵。汉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的关键因素。

典籍记载的是古圣先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和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群书治要序》云：“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中国古代史是一部不间断的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在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深入经典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礼乐是古圣先王顺承天道以治人情的具体形式。礼乐出于人之自性，先王依循本性自然，作训垂范，制礼作乐，教导民众，民众循礼修道，返其自性，是内在美德与外在行为规则的统一。《礼记·乐记》云：“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这点明了礼的本质在教化。民懂礼则易教。《孝经》云：“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昔周公制礼作乐，使成康二代，德教普化，民皆亲爱，祸乱不起，灾害不生，囹圄空虚，刑措不用，达四十余年。民人受到礼乐的教化而返人道之正，则社会安、天下平。礼乐教育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古人把礼比作防洪的堤坝，废除堤坝，就会洪水泛滥，造成危害。因此自汉以降，历代多以礼乐政刑治国，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化。

中国古代的文学、戏曲、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园林等其他艺术形式，也都秉持了“思无邪”的理念，都具有引导人向善好德，明了人伦大道，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重要作用，而不能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念头和行为。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文艺形式都是真善美的统一，都将“文以载道”作为内在要求，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最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和理想，始终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有着守正创新的传统；“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回望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守正创新”一直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和精华所在。守正，守的是正道，创新的是表达形式。为此，他强调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号召党员领导干部在新时代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坚持文以载道、守正创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的重要作用，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这些重要讲话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尊、文化自信、文明自觉。

三、教学为先，以文化人——建设道德文明，提升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针对我国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他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经济总量无论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建国以来道德建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意味着加强道德建设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包括公民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纲要》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可以说，道德文明是新的发展阶段与旧的发展阶段的区别所在，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条件，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所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文明的特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孟子说：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古圣先王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形式，使得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承担了西方宗教教育的功能，使人既耻于作恶，又不敢作恶，起到了净化人心、导人向善、睦邻友邦、促进和平的作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历次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都离不开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因为秉持了《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宗教（包括道德教育）分离”是其基本特征，而在中华传统的伦理型文化中，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为什么几乎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说明，在中国，政府既要负责制定公平正义的制度，也要承担道德教化的职责。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政府负责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教会承担道德教育的职责（即所谓的“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上帝的归上帝”）。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宣称“上帝死了”，宗教被认为是迷信，于是不再信奉宗教以及宗教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对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的削弱与忽视，以致青少年以强凌弱、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而政府却无能为力。正因如此，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开会时，面对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提出了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子曰：“政者，正也。”政治本身就具有道德教化的含义，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这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具有深刻认识，继承了历史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传统，在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力量使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在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渗透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个人梦、家庭梦同国家梦、民族梦结合起来；召开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思政课的重要性，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召开文艺座谈会，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和文艺工作者要德艺双馨；同时，还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政德修养等，并且通过在全体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党史教育等，将古人重视道德教育的“教学为先”理念制度化、常态化，不仅下定决心系统解决道德领域的失范问题，避免道德危机，并且进一步建设高度的道德文明，重塑礼义之邦的形象。可以说，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可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就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而言，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就世界文明发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正是认识到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着手，完善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全面加强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美德建设，特别是着重加强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极大提升了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坚持修学好古的历史思维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思想理论基础；坚持文以载道、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方向和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极大增强了民族自尊、文化自信、文明自觉；抓住文化“以文化人”的文化本质内涵，秉持“教学为先”的道德教化方法，系统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文明建设，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极大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探索文化建设历史成就的原因，都离不开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汲取，并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吸吮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积累的文化养分，展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宽阔的时代舞台，无比壮丽的辉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