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四库体系是什么？四库体系，是中国古代典籍按照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经史子集四部系统组成的一个新系统。

当然，四库这个体系并不会妨碍“四库学”的深广度。因为书籍是知识的储藏库，而四库体系也就基本上含纳了中国古典时期的知识，“四库学”也就是中国知识学。因此，有了这个体系的中国古典文化，秩序性、规范性、系统性、条理性也更突出。

那么，“四库学”和中国文化关系如何？文化，由雅俗两部分组成，中国古典文化亦然。不过，这些雅与俗的中华古典文化，都无以脱离知行。而无论雅俗或知行，它们在中国古代全被纳入四库。也就是说，四库学，是雅俗共赏、知行合一的中国知识学，而它所有的知行建构了它的文化，即四库文化。四库文化再反哺“四库学”，“四库学”因之得以丰实。如此循环往复，源头活水不绝，生命力也就不会枯竭。

鉴于“四库学”是“新生”的事物，为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把它与国学放在一起加以说明。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即价值之学的人文传统和规律之学的科学传统的国学，“四库学”与之相当。科学与人文双轮驱动，在科学与人文、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三个知识学、人类学、社会学维度交织而成的文化语境中激活并发展着中国文化。这里把人类学、社会学从知识学中别裁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们二者不同于其他知识学的特别之处。当然，人类学、社会学再特别，也最终要汇入知识学，成为知识学的一部分。此外，与国学相当的“四库学”，也是国学的体系框架，且是土生土长的。为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一方面需要做出适应当代语境的新诠释，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与古今中西互动、融合、超越。

作为历史长河中一员的“四库学”，本就雅俗共生、知行合一，有关它的整理研究也就理应雅俗并重、知行合一，但至今鲜有能够把雅俗、知行联系起来的。

就高雅方面而言，“四库学”已回归本原，但有关它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大有空间，理论构建的工作也至今没有完成。具体而言，“四库学”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与中国古典学术关系如何、中国古典学术发展脉络怎样、与中国古典文化以及相关学科关系如何，怎么去界定这些问题；它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作用、对东西方的认知及其发展历程、与西方思维方法和学术体系等的异同；“四库学”发展应如何规划，如何为四库学界在知行方面提供可践行的路径、方式方法，都是须要做出阐释和加以说明的问题。而这些方面迄今几为空白。

至于通俗方面，“四库学”如何与现实接轨，成就本原的知行合一，实现它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鲜有问津，与“四库学”需要大力普及传播的地位不匹配。当然，这也是整理研究最终都要接轨现实、服务当下，对“四库学”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时代的需要。新时代需要提升文化自信，建构中国特色话语、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四库学”正可提供鉴借。能提供这个鉴借的“四库学”，也就不可能只是阳春白雪，它需要对接大众，也就需要大力普及传播。并且它与国学相当，有实现全民普及传播的可能。这也就自然是它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当然，其实所有的学问都不应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都应该走出去，走入大众中。比如，挖掘“四库学”中的文化遗产，整理、保护、传承、利用、开发它们，就是实践知行合一的最好途径。以《四库全书》为例，就是要把《四库全书》所承载的中国优秀文化，蕴涵其中的思想和历史，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利用，正可以“纠谬、订误、清糟，给后人留下一部绝真标准的文化遗产和可信的文脉”。同时，要大力做好与普及传播相联系的工作，像在图书馆、中小学普及传播四库文化，培养普及传播的四库文化宣讲者，运用网络媒体宣传四库文化等。至于具体行动方面，如就《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就会带动四库知行，相辅相成，走向深入。

当然，“四库学”还需要在学科建设方面着力，在整理好基础文献基础上，建构完善自己的理论，才能更好完成四库文化的普及传播。

四库因纲纪中国古代书籍，而成为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代称。因为学术学科是通过各科书籍来传达自己的特质与理念，而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国古代书籍分类的主流与核心，所以经史子集四部就是中国古典学术学科的科目类别，基于四部而成的四库也就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之本流失颇多，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即四库，还没有被近代中国人认真审视权衡，就被人为中断，彻底抛弃了。这既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也是中国自己在西学冲击下，对古今中外认知不足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在学术学科体系方面，新旧之间的交接工作还没做，就匆忙借鉴西方学术学科体系，这就使当今中国的学术学科体系本土性较弱。虽然如此，但如前所言，四库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因此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不会因被截流而寻不到根源，故而“四库学”关乎中国优秀文化及其传承，并正可重塑并使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焕发出生命力，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文化自信体系、话语体系等提供借鉴。今天，随着新的“四库学”研究机构、“四库学”方面二级学会的成立与学术集刊的持续出版，《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倡议的提出与实践，“四库学”入图书馆、中小学，新抄《四库全书》等，与“四库学”整理研究一道，共同将“四库学”推向新征程，使它雅俗共赏、知行合一的特质得以激活。这既使重塑工作切实可行，也使它能为新时代提供借鉴，有足够的支撑。

另外，虽然事实上四库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但对中国是否有古典学术学科及其体系，一直有否定之声。而“四库学”，虽然事实上古已有之，但如中国大多数古典学科的概念往往滞后一样，“四库学”概念也是后来有之。因此，如何完成恢复历史本原、释疑纠分，并能把后起的学科概念与早已实存的学科有机衔接起来，能叙述清楚，逻辑上也没有问题，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重任。

可喜的是，今天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势必重拾新时代中国特色风格气派学术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由此，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四库，以及它的学问“四库学”及其研究的地位与价值不言而喻。

的确，由“四库学”概念的出现到提升，正是一部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兴衰史。虽然“四库学”错过了中国大多数学科概念出现的20世纪上半叶，迟滞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学，数十年后才回归本原，并倡导整理研究与普及传播并重，知行合一，但却深蕴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能彰显中华文化的曲折历程，反映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盛衰，还有不少空白等待发现填补，其空间广阔，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