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教育是植根于本国土壤的创造

记者：您原来学习历史，什么机缘让您走上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道路？

周洪宇：1982年1月，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本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当年5月起开始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至1985年《全集》出版，这段经历，使我的专业与工作有了结合点。它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完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学术转向，使我走上了陶行知研究之路。

我30多年的陶行知研究经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82年至1991年十年间，我用近四年的时间专注于整理资料、编辑《全集》，再是先后跟随董宝良、章开沅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段时间可说是为我进入陶研工作打牢根基的十年。

1991年博士毕业至2010年，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三本书。

2010年至今，是我在陶研领域成果的爆发期，近七年时间，以每年平均两三本论著的速度出版20年积累的成果，出版了当年的博士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大传》、《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和英文传记《ChangingtheWorldthroughEducation:theLifeofTaoXingzhi》等专著，主编出版《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八卷本）等，此外近期还将陆续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增补本）、《陶行知年谱长编》（三卷本，150万字）、《最后的圣者——陶行知新论》、《陶行知学通论》等。这得益于三方面：一是前期扎根沉淀，打牢根基之缘，一是中期沉潜运思，谋划突破之故，一是正遇教育改革攻关之时，凡此种种，成为近期大批成果呈现的助力。

记者：陶行知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洪宇：陶行知立足国情，既反对“沿袭陈法”，又反对“仪型他国”，他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学说理论。

生活教育学说以“生活”为逻辑起点，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三大基本原理。

同时，他还提出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等具体主张，撰写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等大量教育论著，培养了李鹏、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戴伯韬、张宗麟等大批杰出人才。

想阅读更多教育好文，加入“教育名人谈”，您将获取更多名家关于教育的独特看法，以及最新的教育热点行业研究报告，提升自己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

陶行知充满教育激情，满怀教育救国的理念和追求，从1917年秋回国到1946年7月去世，30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教育实践。除了早年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各种被视为开风气的教育改革，还开创性地创办了从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到职业教育甚至到成人教育和终生教育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后来都成为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知名学校。例如，陶行知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市郊老山脚下创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便是全国乡村师范学校的滥觞，并被纳入当时教育部正式学校体系，此后各地以此为样板纷纷设立乡村师范，都学习陶行知办晓庄学校的经验，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

记者：当年陶行知如何参与国际教育交流，他对国际教育有何深刻的认识？

周洪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形态。他希望中国的教育改革能够融入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大潮之中。1922年，陶行知专门就中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发表了《对于参与国际教育运动的意见》一文，表达了他对现代教育改革国际化的认识。

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十分落后。但是，这并不影响陶行知对现代教育国际化的正确理解，他从不认为教育的国际交流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只有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资格。他确信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是植根于本国土壤的创造。虽不能移植，但需要相互学习交流。陶行知指出国际上召开这种会议一般应当完成两项任务——其一是各国教育的交流，其二是解决教育的国际问题。

陶行知身处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他肩负着探索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这种特殊的环境，使他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十分关注，而且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也很重视。他在几年时间里走访了很多国家，拜见了很多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豪。

陶行知在引进现代教育的活动中，采取兼采众长的态度，他学习外国现代教育思想和经验的做法，正是将现代教育视为世界性的事业。

从经院研究到现实实践

记者：30多年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周洪宇：体会有五：一是选准题目，明确目标，制定规划，一直紧抓不放，持之以恒，定有收获；二是由小到大，由本及标，由内及外，循序渐进，逐个突破，形成总体；三是注重创新，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将具体研究与方法论探索结合起来，在研究中完善方法、在方法上深化研究，方法探索与研究实践齐头并进，同步建构研究体系；四是以史为基，由史及论，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从经院研究到现实实践，开展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新实践教育（阳光教育）以推动教育改革，建立自己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教育理论；五是着眼长远，重视陶研队伍的建设，重视学术血脉的传承，注重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记者：您长期从事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您的教育实践有何影响？

周洪宇：研究陶行知给我们启发最大的就是继承陶行知教育公平思想，推进今天的教育公平。正因如此，2003年我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就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议案。此后，我又陆续提出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建议。这些建议逐一变成现实。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我随之又提出“新三免”：第一免是实施“0-6岁启明星免费阅读行动”。第二免是实行义务教育学生“免费午餐计划”。第三免是逐步实行高中阶段教育免费。

这是受陶行知启发使“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的一点尝试，而我倡导的新阳光教育、新全人教育和新人文教育便是以此为基础、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教育理论，进一步推动理论实践化。

除此之外，我所在的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教育智库、教育治理、教育决策的研究，2016年12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所推出的14册《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针对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的系列著作。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特色智库，我们希望，不仅要努力拿出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和客观性的研究成果，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努力推动成果转化和落实，千方百计地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让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让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推动我国教育智库建设与教育治理改革，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智库的国际知名度与话语权。

尽快打造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

记者：多年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学家，目前中国教育思想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

周洪宇：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清醒的中国学者就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建立本土化的中国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诉求。在教育界，陶行知、庄泽宣、梁漱溟、舒新城、陈鹤琴、邰爽秋、陈礼江等人更是积极开展探讨，大胆实验，试图建立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陈鹤琴的“活教育论”、邰爽秋的“民生教育论”和陈礼江的“民众（社会）教育论”等。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有益的探索曾经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延续。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能够毫不逊色地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对话，并能对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还在形成之中。

记者：长期以来，中国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至深，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洪宇：从宏观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得到极大增加，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普及，小学与初中毛入学率均超过9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育结构日趋合理，教育效益日益明显；从微观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教育理论界也产生了一些教育思想和理论，如产生了“主体教育论”“素质教育论”“生命实践论”等有一定特色的教育思想与理论。与此同时，教育史学界也产生了“现代化史观”“叙事史观”“活动（实践）史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等教育史学理论。这些为我们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与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客观地说，中国现有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伟大战略目标，还不能完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的历史性变化。

由于时下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国际舞台，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中国若想在国际上冲破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探索“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方式，平等推进学术对话与交流，就必须尽快打造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包括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

记者：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是什么？如何推动中国教育思想和理论走向世界？

周洪宇：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总是指向当今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即指向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和经验。因此，立足中国教育实践解答中国教育问题，是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教育思想要走向世界，一方面教育学者要像陶行知那代人一样，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了解国际教育学术动态，不断推介中国教育思想理论；另一方面，是要推动青年学者的群体性成长，让我们的青年学者及时走向学术发展的前沿和前台，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学生的国际化素养，提高未来学者走向国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