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的开篇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学”字作为整部《论语》的领起，可谓意味深远，说明学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尊师则无法超凡入圣，修齐治平亦沦于空谈。故《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敬学对于明德、传道、治国、平天下皆至关重要。

尊师与明德

纵观当今之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大多身心不安。究其原因，实与不学圣贤教诲而迷失本性密切相关。正如孟子所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礼记》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可见，古人所学者，道也；目的是明明德，成就圣贤。

《说文解字》谓：学，觉悟也，本作“斆”，篆作“学”。即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也。可见，师，先觉者也；弟子，后觉者也。弟子拜师，以求觉悟也，而觉悟是自性本具，必从真诚恭敬心中求得，因此师与弟子当两俱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尊师最重要的就是依教奉行，具体讲就是做到“知行合一”，用真诚恭敬之心去学习、落实老师的教诲。

在社会污染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更要懂得亲师择友，即亲近贤德的老师，选择善友。荀子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人虽然禀性质朴、美善，心智聪慧，但必须求贤师学习，选择贤友交往。如果遇到真正贤明的老师，并向他学习，那么每天所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这些古圣先王的大道；如果得到善良的朋友并且与他交往，那么所见到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每天进修仁义不断进步，却不知不觉，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反之，如果结交的都是不善之人，所听的都是欺骗、巧诈、虚伪的言行，所看的都是邪污卑下、放荡邪曲、贪图利益的行为，则将会使自己遭受刑罚杀戮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古人还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亲近善良有德行的师友，就像在雾水、露水中行走，虽然打湿不了衣服，但能时时蒙受其德风的滋润，自然能“德日进，过日少”，使自己也熏修成为有德之人‍。

尊师与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师道其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传道者。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因为医生救人身命，不言财利；老师成就慧命，使人明道。古人云：“千金不卖道。”古代的老师不用学问谋利，如遇清寒而又真心向道的学生，不仅不收供养，还要补贴学生。正是为师者“谋道不谋食”的品质，深受社会尊重。

在中国古代，对师道的尊重是通过礼加以保证。《礼记·曲礼》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从称谓方面讲，此时亲友会赠予一字，自此以后，亲友都要称其字表示尊重。即便入朝为官，天子也要称其字而不称名。可以一生称名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生养自己身命的父母，二是培养自己慧命的老师。可见古人对于老师是何等尊重。

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都要向老师行跪拜礼：父亲带领学生，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神位”行最重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牌位前，接受父子二人的最敬礼。如果是一个家族礼请老师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行最重礼。中国古代家道谨严，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重道”之印记？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并皆卓越者，可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珍如瑞。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正是他们表里如一地为人演说圣贤之道，才令无数人重拾对圣贤教诲的信心，使中华传统圣贤文化薪火不灭、代代承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而超于孔子门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既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需。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氏春秋》）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老师每有不适，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而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明帝还亲自到老师家询问病情，进入老师所居住的街巷就下车步行，手捧经书走到老师跟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老师床具、衣物等用品，让老师更舒适地休养，久久不忍离去。从此以后，文武官员来探病，再不敢到门口才下车，而且都在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并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

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与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不无关系。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天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尊师与平天下

“非圣人者无法”，由于东西方疏离了圣贤教育，结果，人们抛弃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变得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盛行，贪婪、傲慢、嫉妒、怀疑等负面思想蚕食着人之本性，致使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整个人类都处在巨大威胁之下而惶惶不安。

人类如何在未来世界中生存和延续？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义忠恕。而传统文化必须靠师道的恢复，才能传承并发扬光大。如今，愈来愈多的志士仁人达成共识，“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类要想延续，就必须对自以为是、恣意妄为的价值观痛加反思，并重振师道尊严，以谦卑的心态仰承古圣先贤的智慧，如此方可真正实现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与发展。

师道，背后承载的是千年万世的圣贤智慧。尊师，就是尊重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唯有尊师重道，才能开启自性明德，把扭曲的人性导归正途，才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化解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把世界带向一个安定和平的未来。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