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庆邦先生讲过：“一个作者正写得满眼泪水时，也正是他心里爱意绵绵、温存无边的时候，他善待一切的目光就会在写作中延续，也在生活中延续，一个写作者之于世道人心的意义正在于此。”

于此，我深以为然。

特别是在读完《我和我的新疆朋友》和《在新疆》两本佳作之后，更是感慨万千、共鸣悠然。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家并不陌生，但钱先生拒绝一位英国读者求见的这句话，大家未必熟悉。

他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没有钱先生的睿智，所以，在读了《我和我的新疆朋友》和《在新疆》后，就急着想见到二位作者：中国建筑集团陈锐军先生和湖州师范学院宣玉梅女士。

机缘巧合，很快就在北京见到了陈锐军其人，并已成为好友，而且还就“兴盛‘援疆文学’、讲好新疆故事”多次商讨可行之策。阴差阳错，虽已致信宣玉梅表达对灵魂工程师的敬意，并加为微信好友，但至今尚未晤面。

我坚信，这份急于求见的愿望，起点是“有字”之书，落点必致“无字”丰碑。

边疆：难以描述的距离

许多人没有去过新疆，是因为距离；许多人想去新疆，也是因为距离。

还有一些人，对新疆“温暖而伤感”，把新疆视为“远行的前方”，是因为他们经历的一段段“难以描述”的距离。

陈锐军是中央企业第6批援疆干部，属于国家队；宣玉梅是浙江湖州师院对口支教老师，属于地方队。

他们跨越数千公里来到新疆，不仅时时感到一种语言距离“横亘”在面前，而且处处遇到一种文化距离“漂浮”在周边。

陈锐军在他的援疆著作《我和我的新疆朋友》中感叹，语言不通，何以通心？宣玉梅在其《在新疆》书中“不约而同”呼应：文化相通了，心灵才能相通。

读完二位援疆干部的心灵之作，引发我想起新疆人在谈论“距离”时两种说法：一是说我们虽然身处祖国最边远，但是心与中南海最近；另一说法是，即使是新疆人，也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和田，不是因为路途遥远。

前者让人们自豪，后者令人们深思。因为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认识我。

援疆：相向而行的过程

无论是三年的对口支援，还是两年的帮扶支教，一批批陈锐军、宣玉梅们的脚步肯定是匆匆的，但身影却是清晰而温暖的。

援疆人“向西行”的选择，必将与新疆人“向东看”的自觉不期而遇。

在《我和我的新疆朋友》中，陈锐军介绍了他结识的10位朋友，这只能说是他的新疆朋友的代表而已，其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也有回族、汉族；有商贩村妇，也有学者艺人。

在每一位好友故事中，我读到的不是走访、偶遇，而是彼此“确认过眼神”的相见、相拥。宣玉梅《在新疆》的主角是学生，但他们都是成年人，既为人父母，也是他人子女，背后都有一个个家庭。

宣玉梅到学生家跟其家人一起收玉米的故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每每读到此类故事，我脑海中就自然浮现一幅幅《平凡的世界》中的画面。

我曾致信宣玉梅表示，这是一部让我感受到新疆“乡土”的好作品。

读这两本书后，你会更加相信，有了一双双“确认的眼神”，他乡不是故乡但胜似故乡；有了处处“烟火”的乡土味道，再远的距离都只是一段相向而行的过程。

兴疆：一起奔赴未来的选择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解忧公主用五十年温柔，促成西域划入汉朝版图；班超三十年血与火，让一度被掠走的西域回归中原；十万大军让新疆人拨开千年阴霾翻身做主；代代援疆人前赴后继奔赴远方……

新疆对于内地而言，是遥远的，但对于未来而讲，只是各族人民手拉手肩并肩的距离。

宣玉梅的学生艾买尔在谈到耶律楚材时讲：一个人不能选择出身，也不能选择血统，但是可以由自己选择文化。

克尔曼，一个弗拉门戈吉他维吾尔族演奏家，在2014年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后，与陈锐军共同创作了一首公益歌曲《蓝天下的新疆》，引起极大社会反响。

歌词中写道：你和我打开心房，愿真爱洒大地一片阳光；把心底的阴霾驱散，消弭曾经的困惑彷徨。

静水流深，润物无声。陈锐军新疆朋友洪启先生的深沉表达，一下子击中了我：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感情真挚，爱，就来了。

余秋雨先生曾在给援疆人所作的讲座上说：请记住，当西域和喀什让世界文明血脉相通的年代，上海还是海边荒滩……

中华文明有一个好处，就是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循环记忆。

时下，我愿用歌曲《星辰大海》中的“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与陈锐军和他的新疆朋友同鸣共勉；我愿以“过往不纠、‘疆’来以来，当下不负、未来可期”，与宣玉梅和她的学生们击掌同行。